他什么都不是。
透过他的容貌和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而慷慨激昂的谈吐，能够看到的不过是些微的冷漠（「为了改变天生的冷漠，我曾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阳光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在历史中，阳光则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和某种没人做过的梦罢了。他起初以为人人都跟他一样，可是，当他和一个同伴谈起那种空虚感的时候，对方的惊讶使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终于明白一个人不该有别于自己的同类。
有一次，他想到说不定可以在书中找到医治心病的妙方，于是就看了同时代人都应当看的几本哲学书和文学书；后来又觉得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很可能存在于人类的一种基本仪式中，于是就于6月的某个漫长的午休时间同西蒙娜·依埃做了初次尝试（「若不谈情说爱，女人是令人讨厌的。女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应当同一个女人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或是同各种女人睡觉，做爱。最要紧的不在于此。」）。
二十四岁那年，他去了巴黎。在此之前，他已经本能地习惯了以故作诚实来掩饰自己的平庸。去巴黎之前，他找到了自己注定要干的行当，当起了演员：在舞台上佯装另外一个人物，聚集在台下的人们也假作把他当成他所扮演的人物。演艺活动使他得到了格外的满足，也许是平生最大的满足（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我想当一名职业演员。」）；不过，在说完最后一句台词和将最后一个死者搬下台之后，总会有一种并非真实的讨厌滋味袭上他的心头。他不再是伊凡·卡拉马佐夫，重又回到什么都不是的状态。但是，他还是要活着，活着就是要说话，要声张自己幸福的权利。巴黎让他成了一个记者。他用文字换酒喝，他发出声音，可这些声音得不到任何的回音；他依旧什么也不是（「如果有人逼迫我，让我说出到底我是何许人也，我只能说：‘依然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他于困惑之中想到了尘封在记忆中的过去的岁月。这样，当他的肉体在阿尔及利亚或巴黎的酒吧里履行职责的时候（「酒精和女人确是我唯一应得的憩息。」），活在他心灵深处的却是一个沉默不语的男孩、一个不说谎的莫尔索，还有那个无休无止地与小说中的唯一一句话搏斗的小公务员。在无欲而清醒的梦境里，他看到对镜自语的自己、哀叹自己的爱不能持久的自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影子藏进了第一个句子。他叫自己梅尔索，他也叫自己莫尔索。有时候，他会变成唐璜。有时候，他又是浮士德。他成了一个医生，困守在一座被疫病包围的城市里，忠于职守，同时宣讲着一些令人生疑的关于爱的教义。之后，他化名克拉芒斯，躲避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有运河贯穿、寒冷光亮的城市里，他扮演成酋长和先知，在一家令人生疑的酒吧里等待着同样自鸣得意的听众。谁都没有像他那样曾经是过那么多人，也从来没有谁像他那样爱过那么多女人。他让梅尔索对女友说「你好，幻影」，他让卡里古拉清醒到发疯。他说着爱，然后，在小说中某个不显眼的地方加上一句深信谁都不可能破解的自白：「我……避开了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避开我。」活着、做梦和演戏，三者的融合使他度过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时刻。
他在那种人为的幻境中一直生活了二十年。谢天谢地，他写了几本小说。他总是重复。他总是让一本书里的人物用闲言碎语讲着另一本书里的人物。他终于摆脱了那种萦绕着他青年时代的苦涩，也终于开始被目为一个始终苦涩以求的人（「我花了10年时间获得了我心目中的无价之物：无苦涩的心。由于这样的情况时常会有，苦涩一旦被超越，我就把它留在一本或两本书中。这样，我将永远被人根据这苦涩来评判，但它对于我已无关紧要了。然而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是应付的代价。」）。他因此被推上神坛。他即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剧院。他上演了更多的话剧，他还想写一部关于一个叫唐璜·浮士德的人的故事。可是，一天早晨，他却突然对写那么多聚聚散散、幸福绝望的人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和恐惧。于是他当即决定抛下一切。没过一个星期，他就回到了故乡，重又找到了儿时的星空和树木并发觉那一切与自己曾经热烈赞颂过的世界、大地、荒漠、海洋迥然不同。他写下一个关于一个人的故事，他完成了100多页的小说手稿。然后，他死了。
那个故事还说，他在死前或死后曾经面对上帝说道：我徒然地写过了许多人，现在只想写出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这肯定不是故事真正的终局，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的某张面具，曾声称是不信上帝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上帝也曾眷顾于他。在他撞在树上即将身亡时，他确实在问上帝，并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我是谁；我怀疑，在那闪光的时刻他是否找到了答案。我不认为能找到答案。答案仅能由我们荒谬的人类的某位吃苦耐劳的代表人物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去寻找。这样的人物永远不会太多，但在某处总会有那么一个的，有此人即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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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巴奴日改写自博尔赫斯为莎士比亚所作短篇传记《什么都是和什么都不是》，文中黑体引用部分均为加缪原话，有据可查。结尾黑体部分是加缪逝世后福克纳对他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