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院的时候同病房的是一个乡下女人。那女人三十来岁，生的瘦瘦小小，乍看让人以为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她的左眼有些不方便，眼皮微耷，不能在眼眶中灵活地转动。
那女人是随着丈夫一起来的。男人一看就是吃苦耐劳的庄稼汉，又黑又结实，满脸刀刻纹，木讷不爱讲话，每说两句都要低头看一眼他那双用自行车胎补好前掌的凉鞋。
女人来住院时还未确诊，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生了病，每天照旧烧饼稀饭。男人的伙食更差，常常拿凉馒头对付了事。医生来下诊断时两人正在分吃一份绿豆芽，那是这么多天他们在食堂打的第一份热菜，女人听完诊断就把馒头放下了，绿豆芽也不再吃。医生走后好一阵，女人才开口对男人说：你说，还要不要治？
女人说话口音极重难以听懂，她并不是本地人，而是十四年前从云南被卖来的。男人家穷讨不起媳妇，靠哥哥帮衬凑了一万一，通过人贩子“买”来了这个眼有残疾发育不良的姑娘，而那一万一千元到了女人娘家手里，却只剩下了四千。
女人说起这些事全然没有难过的样子，十四年来她一次也没有回过娘家，也从没有想念过。她说自己虽是在农村，但生活还是要比她们那儿的强上百倍，起码能吃饱饭，在云南山里的日子难捱得叫人不敢回想。
女人来男人家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十三岁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也已经八岁。俩孩儿可懂事，女人说，俺俩出来看病，他们就自己在家做饭吃。
这两个孩子成为了男人口中为妻子看病的理由。在女人抛出那个问题之后，男人接下来的话直白又坚定：治吧，治了还能多活两年，俩孩子也能有个妈。
于是男人在医院附近的工地租了间一月六十的板房，一边打零工一边惦记着给妻子做饭吃。男人也许不擅长厨房里的活计，馒头面汤土豆丝，饭菜简单得一周不换花样，而女人似乎非常满足。
癌细胞很可怕，它让女人疼得辗转一夜呻吟不止，化疗药物又使她呕吐不断无法进食。我不忍看，“痛苦”的旁观者名叫“残忍”。而男人更是“残忍”，他拒绝了医生给女人开营养液的提议。
在女人的治疗方案中，只用必要的药，不用“可有可无”的药，包括那些能减轻化疗反应的药物。男人一句“就快要没钱了”让医生无话可说。这是明摆的情况，男人似乎不得不考虑，并且，女人没有任何的医保，所有花销全部自费。
因为她是被卖来的，是个“黑户”；因为她没有户口，无法办身份证；因为她不是合法公民，查无此人；所以她即使作为“当地人”劳作了这么多年也不被承认；所以她没有医保社保农合；所以她在疾病袭来时要比别人忍受更多。
隔壁病房的阿姨热心非常，不仅让丈夫从家里收拾来不穿的衣物送给两人，还热情地出主意对男人说：你嫂子一定有农合吧？用她的就能报销了，下次住院时把本儿和押金一交，没人来核对的。男人听了搓了搓手，又低头看鞋，用有些尴尬的语气说：作假……这咋能行呢？
女人出院时比来时更瘦小了，家里刚收完麦子，还有好多农活要忙。男人走时不忘带走窗台上吃剩下的半个馒头。馒头旁边是女人在楼下花坛里摘的一朵栀子花，又肥又大，女人把花插进药瓶时说：掐一朵整个屋都能闻到香气。
的确是这样的，整个屋都能闻到香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