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以写作为生的朋友。他在很多地方发表过作品，包括实体书。他有个特点，就是在跟我交流想法时，常常眼神会游离起来，像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那个善良的幻想家。每每这样，我总担心他的思绪跑得太远而回不到现实中来。

有一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出大问题了！”他焦躁地冲着电话大喊，“麻烦了，这下麻烦了。”我让他冷静一下，细细道来。“问题是这样的，我在琢磨我的作品时，突然发现所有句子都读不通了。”朋友说。

“这怎么可能。”我轻描淡写地回答。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朋友梦呓般地反复强调。

“那好吧，我相信你。”我说，“告诉我究竟怎么了？”

“反正，就是所有的句子按照句法的标准都读不通了。甚至……”我透过电话都能看到朋友那张毫无血色的脸。“甚至，好多字我都不认识了。”

“比如？”

“比如‘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路’这句话。”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路？”我重复了一遍，“没问题啊，这句话是通畅的哦。”

“不对！”朋友的语气不容置疑，“你不觉得后面一句话应该加上一个‘我’字？否则岂不缺少一个主语？”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快点告诉我，应不应该加上？”

“按句法，你可以加上。”

“但加上后，怎么读起来怪怪的？”

“这个……”

“啪”的一声，朋友挂断了电话。半个小时后，在我还在为没有尽到朋友的职责而内疚的时候，他又打了电话给我。

“我出去……跑了几圈。”朋友吁吁地喘着气，“但他妈的真神奇，我现在看这些句子怎么又通畅得一塌糊涂呢？”

“那你还要加上‘我’这个主语吗？”

“加个屁啊！”朋友笑骂着说，“加上才不通畅呢？”

“但是，按照语法……”

“去他的语法！”朋友说，“重要的是读者能理解就好。”

“那为什么你开始又读不通那些文字呢？……还有不认识的字现在都认识了吗？”

“都可以了。都可以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忙去了。”

“这个……”在我未尽的话语中，朋友又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朋友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奇怪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对着电话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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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到这里，我承认这篇文章其实不是一个短篇小说，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以下咱们还是用最简单和最通俗的话来谈这个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者在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下，以实证主义精神对待逻辑，特别是对语言内在的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维特的后期思想里，他却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前期主张。他举的很多例子，诸如“疼痛”的感觉，“私人语言”，“家族相似”等等，都旨在去除语言中内在的固有逻辑。他认为语法并不能为自身的正确应用辩护，最后的裁决只能靠我们的“实践”。此时，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维特实践了当时回答罗素的一句话。罗素看着愁眉苦脸来回走了三个小时的维特根斯坦，问他：“嘿！维特根斯坦。你到底在思考逻辑还是思考你的罪？”维特回答：“都有。” 

是的，逻辑和罪，都有！当超出语言的游戏功能，而要去寻找语言内在的逻辑时，语言的原罪就出现了。此时的我们不再知道怎么说话，也不再能好好说话。好多作家都会有过这样的焦虑。他们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落笔了。

森田治疗强迫症时，给患者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当你劈柴时，本来劈得好好的，突然你想把劈柴的动作分解一下，换言之，你想弄清楚劈柴的过程。你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握斧头的，手臂是怎么使力的，斧头怎么落下的，斧头落在了木头哪里。如果你这样去想，结果就是：你发现自己不会劈木头了。”

恰好，森田治疗病人的方法跟我那个朋友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样：做纯粹的体力劳动。这就是相似性。森田是让病人去做农活，而我朋友则是出去跑上几圈。

总而言之吧，我不赞同过度去寻找内在的东西。我赞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说的，没有本质，只有现象，或则说本质就是那些现象。过度的反省（自我反省，逻辑反省等等）都会带来给你带来罪恶。正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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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电话打了回去。告诉了朋友这番话。“你到底在讲什么？”朋友不耐烦地对我说。

“我，我就是告诉你那个奇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嗫嗫地说。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又认真地说了一遍。并且更加详细地解答了朋友的疑问。朋友突然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这次，我又透过电话看到了他那游离的眼神。

“嘿！”我在他耳边大声嚷着，“听听就好。别往深处想太多。”

“逻辑和罪……逻辑和罪……”朋友又梦呓起来。我心急火燎，如果可以，我真想把他从电话那头一把拧过来。

“嗵——！”撞击地板的声音。那头安静了。

“逻辑和罪。”我对着电话无力地说。然后挂断了电话。